在明正统八年，也就是公元1443年，明英宗朱祁镇于北京下令禁止宫人殉葬。这一政策并非偶然，而是深受宫廷内外长久以来的恐惧因素所影响，许多宫女和妃嫔因而再也无法保持沉默。对于被选中的妃子而言，皇帝的死不仅是国家的悲痛，也可能预示着她们注定接下来的死亡。人殉的现象在古代并不一致，且并非每位皇帝去世后都会大规模进行。最早的人殉观念与古人对厚葬的信仰密切相关，统治者相信死者在往生后依旧需要随侍的仆人、侍者和财富。因此，活生生的人被视为逝者权势的延续，这使得生死之间的界限被权力所抹掉。

到秦汉以后，尽管人殉逐渐遭到限制，陶俑、木俑等替代品相继出现，但这一制度并未彻底消失。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，宫廷仍会令近侍、妃嫔或奴仆随主而亡，尤其是在皇权极度集中的环境中，皇帝个人的意志往往比成文的法规更具决定性。明初，朱元璋去世后，后宫几位妃嫔被迫殉葬的现象一度再度盛行；朱棣、朱高炽、朱瞻基去世时，也留下了相关记录。殉葬的妃嫔人数并无固定，时有十人甚至更多，这些安排受皇帝遗命、宫廷规范及负责丧葬事务官员影响。

被选中为殉葬者的理由并不单纯是“最受宠爱”的标志，有些是基于后宫的等级划分，有些因其长期侍奉皇帝，甚至有可能仅仅是满足身份要求。所谓死后继续侍奉皇帝，实则是统治者与礼制为施暴行为披上的一层伪装。被选中后，她们是否能够拒绝？在权力体系中，结果往往是否定的。妃嫔们被困于深宫，缺乏亲人陪伴，身边又有内官、宫女和禁卫把守。即使她们哭泣祈求宽恕，负责执行人也无权随意释放，因为这被视为皇帝的葬礼必须遵循的仪式，任何阻拦者都可能面临违命的指控。

史籍中常出现“赐死”、“令自尽”等词语，但这并不代表当事人真正拥有选择权。有人被赐下毒酒，有人被迫自缢，甚至还有人在内侍的强制下结束生命。表面上看方式各异，实质上都是将死亡的命令交给一个无力反抗的人。有记录显示，殉葬者通常会被集中在一处，外有警戒人员，内则有专人传达命令。在指定时刻，便会送来酒、绳索或其他工具。如果有人拒绝接受，执行者也不会因此停止执行。“我不愿意。”这句话在那种宫廷环境中几乎无法真正传播。一旦说出口，得到的回答往往是：“这是圣命，无法违抗。”至于逃跑，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在后宫中，出入受限需要凭证；皇帝去世后，宫廷更会进入特殊警戒，若妃嫔一旦离开指定地点，便有可能遭到追捕。她们没有武装，缺乏渠道，也无法将消息传递出去，逃生的想法多是幻想。

当然，少数人有可能逃脱殉葬，通常是皇帝的生母、皇后或与皇族和重臣有特殊关系的妃嫔。生育皇子的妃嫔地位与普通宫人不同，朝廷在处理时一般会有所考量。然而，这并非法律所保障，而是政治利益和身份带来的例外。对于大多数被选中的妃嫔来说，个人意愿几乎没有任何分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殉葬并非仅存在于汉族王朝，早期女真贵族也保留过类似习俗，清初的部分统治者去世后仍有妃妾、侍从殉葬的案例。顺治帝去世后，关于董鄂妃等人的许多传闻，但这些仅是传闻，不能简单将所有死亡归为殉葬。

在康熙七年，即公元1668年，清廷正式下令禁止满洲贵族继续沿用殉葬的旧习。随之而来的是，公开的人殉制度逐步退出宫廷的礼仪中。明英宗较早发布禁令，显示出这种残酷行为在明代中期已受到质疑。对于个体而言，当她被囚于深宫，被告知必须为已故皇帝赴死时，她的沉默无异于默许，直至服从也难以被视为真正的自愿。那些被记录在史册中的“殉葬妃嫔”，其遗留的不仅是墓中的尸骨，更有封建权力如何将命令伪装成荣光、将强制手段美化为恩泽的清晰印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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